◇ 陳祎瑋
時間：2020-10-15 09:30:00 | 來源：中國書畫
[東晉]顧愷之 洛神賦圖卷（宋摹本）（局部） 27.1cm×572.8cm 絹本設色 故宮博物院藏
一、姚最生卒考
南朝姚最的《續畫品》為現存中國古代美術文獻中第二部人物品評著作，繼謝赫《古畫品錄》之后對宋、齊、梁三朝畫家進行相關品評。這部著作對研究此時期美術史、繪畫發展情況及品評術語等相關問題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續畫品》作者姚最的生卒年代，歷來著錄言之不詳。而所處朝代，唐代竇蒙《述書賦注》標明姚最所屬朝代、官銜：
隋蜀王府司馬姚最撰《名書錄》。
鄭樵《通志·藝文略》記為唐，而《新唐書·藝文志》與《宋史·藝文志》皆未記錄其朝代。焦竑《國史經籍志》、繆荃孫《藝風藏書記》、馬國翰《玉函山房藏書薄錄》等諸家著錄皆記為“陳姚最”，且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錄姚最《續畫品》全文，可見明清時期姚最為陳時人已被公認，其濫觴當為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敘畫之興廢”篇：
后漢孫暢之有《述畫記》，梁武帝、陳姚最、謝赫、隋沙門彥悰、唐御史大夫李嗣真、秘書正宗劉整、著作郎顧況并兼有畫評。中書舍人裴孝源有畫錄，竇蒙有《畫拾遺錄》，率皆淺薄漏略，不越數紙。僧琮之評，最為謬誤，傳寫又復脫錯，殊不足看也。
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認為《歷代名畫記》記載“陳姚最”當屬書籍流傳至南宋書賈刻書時造成的衍誤，但并未言明有確鑿的證據可支持此論，故不足為憑。《四庫全書總目》僅存疑《續畫品》之成書年代，在姚最生卒年代上，僅言由梁而入陳者。此后《鄭堂讀書記》、《靜嘉堂讀書志》等沿用《四庫提要》中內容，對姚最之生卒未有任何疑問。
直到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首次對姚最的生卒年進行考證，從《周書·藝術傳》考出姚最生平：
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世宗盛聚學徒，校書于麟趾殿，最亦預為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賞賜隆厚。宣帝嗣立，憲以嫌疑被誅。隋文帝作相，追復官爵。最以陪游積歲，恩顧過隆，乃錄憲功績為傳，送上史局。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始，非爾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于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效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為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于察，隋文帝許之。秀后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衞等并誅。時年六十七。論者義之。撰梁后略十卷，行于世。
從而余氏得出：
最生于梁，仕于周，歿于隋，始終未入陳……最在周、隋，名不甚著，不如其兄察之烜赫，附傳在藝術中，易為人所忽略，后人因此書稱湘東殿下，知其作于梁末，妄意必已入陳，遂臆題為陳人。
自此，從余嘉錫的考述開始，諸多學者將目光轉向了細考姚最生卒確切年份的研究。但余氏此處恐由于疏忽所致，脫去西魏一朝。姚最生于梁，江陵一戰于謹大敗蕭繹后，最隨其父從江陵入關（西安），此時當為西魏，尚未入周。故最仕西魏、周、隋三朝，歿于隋。
此后諸家學者皆沿余嘉錫此論推算其生卒。然具體生卒年歲說法并未統一，有的言535—602或531—601，謝巍及陳傳席等學者皆認為其生卒年為537—603年，筆者以為然。《周書·藝術傳》姚僧垣傳中言：
及大軍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為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勛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
可知，江陵一戰元帝潰敗時，姚僧垣攜次子姚最正在其麾下任職。因受西魏大將于謹賞識而邀其入關，遂于次年攜其同入長安，此時當為于謹平荊州（554）的次年555年。姚僧垣傳后附有姚最小傳，中有言：
年十九，隨僧垣入關。
由此可知，555年時姚最年滿十九歲。其傳后又記載最之卒年：
俄轉蜀王秀友。秀鎮守益州，遷秀府司馬……秀后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搒訓數百，卒無異辭。最竟坐誅。時年六十七。
細考蜀王秀一案發生于仁壽二年冬（602）〔22〕，最因此案而坐誅的時間當為仁壽二年（602）尾或仁壽三年（603）初。又知最入關時為555年十九周歲，可推算出其出生年份為536年。最死時為六十七歲，遂可推至于603年歿，即仁壽三年（603）。再用其卒年和去世年歲可反推其生年確為537年無疑。
因此，筆者認為姚最生于梁大同二年（537），仕西魏、北周、隋三朝，歿于隋仁壽三年（603）。
但姚最究竟所屬朝代，歷來學者皆有不同看法。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辯證》中以所終朝代而論，將姚最定為隋人，謝巍將其歸為北周人。姚最久仕北周一朝，據此而定，亦無不可。阮璞先生在《曹不興、孫暢之、謝赫、姚最之朝代歸屬》一文中對姚最所屬朝代問題也未下定論，僅言定為北周或隋皆有其理，筆者以為然。但在言及姚最及其《續畫品》時，筆者認為也不可忽略南梁一朝，因其成書年代在梁（下文成書年代考有專論），且最流傳至今的著作僅剩《續畫品》一書，故以成書年代而定姚最所屬朝代似亦無不可。因此，筆者認為將姚最歸為梁、北周或隋代皆有其理，但若以《周書》錄其小傳及最一生中久仕北周一朝而論，將其定為北周人似更可靠。
[梁]蕭繹 職貢圖卷（宋摹本）（局部） 25cm×198cm 絹本設色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二、《續畫品》成書年代考
近來不斷有學者提出《續畫品》一書實為姚最之父姚僧垣所作，據書中評湘東殿下一條，評論甚高，至有失偏頗。《續畫品》中論其：
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復景行所能希涉。
而姚僧垣曾任職湘東王府記室參軍，與梁元帝過從甚密，并言梁元帝未登基前姚最年紀尚小，因此推出他無法作出此等著作。但筆者認為，并無確鑿的證據證明此作為姚僧垣著，固僅作一家之言。且細察《周書·藝術傳》中姚僧垣傳可知其生卒大事，長于醫術，仕梁、西魏、北周、隋四朝，去世前位至北絳郡公、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著有《集驗方》二十卷傳世。且傳中言：
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于章句。
其后姚最小傳中也有言：
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
觀其一生可知姚僧垣終生以醫術名于世，因此若強言此書為姚僧垣所作，恐無可靠證據，故此論不足信。
《續畫品》的成書年代，歷來無定論。《四庫全書總目》記載：
舊本題陳吳興姚最撰。今考書中稱梁元帝為湘東殿下，則作是書時猶在江陵即位之前。蓋梁人而入陳者，猶《玉臺新詠》作于梁簡文在東宮時，而今本皆題陳徐陵耳。
此后《鄭堂讀書記》《惜抱軒書錄》《靜嘉堂秘籍志》等皆沿用《四庫總目》所言，認為《續畫品》一書寫于梁元帝稱帝之前，即552年以前。此外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辯證》中提出了第二種看法，即此書可能成于北周時期：
最以江陵平之次年入周，年始十九，而此書又作于梁元帝未即位之前，度其時不過十四五歲，方之楊烏九齡而與玄文，猶為已晚，弱齡著書，固非奇事，然余疑其作于入周以后，蓋因梁元為周所滅，不敢稱其帝號，故變文稱湘東殿下耳。
此論近來不斷有學者附議，陳傳席在其《六朝畫論研究》中認為此書作于梁或西魏年間均有其合理性，而在其后補錄中否認了成書于梁元帝稱帝前的可能性，認為此書確成于556年之后：
姚最此書不可能寫于梁朝，因為書中記載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三位外國畫家以及一位光宅威公都在北朝洛陽，從未到過南朝。南北朝對立時，姚最在梁是不可能知道這四位畫家的。姚最記載這幾位畫家，正是隨于謹到洛陽（京洛）時所知。故《續畫品》不寫于梁（姚最在梁時僅十四五歲），昭昭明甚。因此我在前面考其寫于西魏恭帝時，還是可以成立的，《續畫品》中所記畫家，南止于梁。陳朝無。北朝畫家止記西魏京洛四人，其他的畫家以及再后的畫家都未記，說明其書完成于初魏時。故前面，我說姚最寫《續畫品》的時間是552年稍前或556年前后，應改為寫于556年前后，而不會是552年稍前。
陳傳席又在其后的“補記二”中再次確認其成書年代：
姚最《續畫品》中于陳代畫家一人未記，連和其兄如此友好的名畫家顧野王都未記，說明他確實未入陳。也說明《續畫品》不是寫于隋。當然也非寫于北齊或北周，否則他不會改稱梁元帝為湘東殿下的。因為元帝是被西魏所滅，只有西魏時忌諱此事。綜而論之，其書寫于西魏恭帝時代，而且是于謹帶姚最入長安時，令其整理從梁收回的四千軸書畫，時在公元556年前后。其他時間皆不能成立。
除此之外也有學者認為《續畫品》一書成于隋代，其線索是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卷七“僧迦佛陀”一條。僧迦佛陀初在魏，且隋帝起于少林寺，房門上畫即出自僧迦佛陀之手。故推測姚最遠在梁不可能對其有過多了解，故其成書年代當最早為周或隋代。
《續畫品》一書成書年代，筆者認為當成于550年至552年間，即大寶二年至承圣元年間，為梁元帝于荊州平侯景之亂時至登基前這段時間。《周書·藝術傳》中姚僧垣傳中有言：
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
可知梁簡文嗣位時，即550年姚僧垣赴荊州任職，此后一直在荊州，直至555年隨于謹一同入關：
其時雖克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進關。”……及大軍克荊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為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明年，隨謹至長安。
姚僧垣傳后姚最小傳中記載最“年十九，隨僧垣入關”，由此可知在550年至555年間，姚最及其父姚僧垣均在江陵生活。
姚僧垣與梁元帝蕭繹過從甚密，且繹“博總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為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又善書畫，并搜羅天下法書繪畫于江陵，“及景之平，所有畫皆載入江陵”，故姚最于此時大量涉獵書畫并撰寫《續畫品》的可能性極大。但陳傳席先生認為：
“江陵被西魏大將于謹所陷，元帝將降，乃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后閣舍人高善寶焚之……于謹等于煨燼之中，收其書畫四千余軸，歸于長安。”姚最跟隨于謹至長安，于謹令其整理這些書畫是情理中事。姚最作《續畫品》可能就在這個時候。觀《續畫品》序中所言“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云云，猶屬可信。
但筆者認為，《續畫品》中“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一句并非僅可指梁元帝焚法書繪畫一事，更有可能的事件為侯景之亂時，景破建康并焚毀大量書畫一事。且在江陵這段時間內，姚僧垣位高權重并教子有方，可使得姚最有絕佳的機會觀賞學習蕭繹所藏書畫精品，畢竟此時梁元帝尚未稱帝，封號仍是“湘東王”，與《續畫品》中稱呼“湘東殿下”相合。
更有學者認為在梁元帝登基前姚最年齡尚小，不足以寫出如此著作，但此論稍顯偏頗。《周書》姚最小傳中開篇便言最“幼而聰敏”。550年至552年間，值最十四至十六歲，若以今日世況上推古人情境恐不足以為證據，且最兄察十二歲便能屬文：
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余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垣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察并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于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
因此姚最十四至十六歲便著有《續畫品》一書是合乎情理的。
除此之外，陳傳席先生認為《續畫品》一書中談及三位外國僧人，而身在南朝的姚最不可能知道其名姓：
但姚最此書不可能寫于梁朝，因為書中記載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三位外國畫家以及一位光宅威公都在北朝洛陽，從未到過南朝。南北朝對立時，姚最在梁是不可能知道這四位畫家的。姚最記載這幾位畫家，正是隨于謹到洛陽（京洛）時所知。
但筆者認為此論并不足以證明姚最在梁無法得知三位外國畫家的情況，《南史》姚察傳中有言：
僧垣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
由此可知，姚察、姚最二兄弟用姚僧垣所得賞賜而游學于北朝諸重鎮并無不可能，且畫家盛名在外，即便遠在南梁建康，知其一二也理所應當，且蕭繹著迷于書畫，又搜羅法書繪畫于江陵宮內，江陵（荊州）距離京洛（洛陽）并非路途遙遠，姚最知曉三位外國畫家也是極有可能的。
因此，《續畫品》一書的成書年代當為55年552年間，即梁元帝于江陵稱帝前，姚最此書也當撰于江陵（荊州）。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責任編輯：歐陽逸川
（詳見《中國書畫》雜志2020年第1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