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卿
時間：2019-11-06 09:30:00 | 來源：中國書畫
薛龍春 著《古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9月版
近些年來，中國本土藝術社會史研究日漸勃興，成果迭出，學者對于古代藝術的生產、復制和傳播，更多時候愿意作社會歷史層面的考察和論述。這并不意味著人們的關注點從藝術內部轉向外部，事實反而是，研究者開始嘗試越過“風格”“話語”“體系”等前置概念及其造成的認知區隔，借助盡可能豐富的史料，去探索相對隱蔽的藝術實踐的諸種影響因素和運作機制。雖然此前有關黃易（1744—1802）與金石學的探討已然相當深入，但薛龍春的近著《古歡：黃易與乾嘉金石時尚》在研究方法和敘述方式上仍具新意。作者利用翔實的文獻，還原了黃易與友人以金石及相關藝術品為媒介的交往細節，講述在他們種種活動影響之下金石成為一時風尚的情形和緣由，據此描繪出乾嘉金石藝術文化的社會生態樣貌。
“金石時尚”一語，來自黃易友人潘有為在寫給他的信中所言—“金石亦時尚也”。“時尚”二字，可說是對乾嘉時期金石學業已成為一種社會性知識之狀況的精準評述。當黃易等輩通過金石古物及其銘刻追尋“古歡”，而由此營造“時尚”之際，我們發現“古”與“今”或“古”與“新”之間實際存在著互動和轉化的巨大可能，沉浸在“古歡”里的黃易，竟成為引領乾嘉學林“時尚”者，這看似是個悖論，實則決定于一種特別的內在機制。
“古”和“今”是辯證的，“新”與“舊”的關系也是如此。從事金石研究，不能不講論和分辨相關拓本的新舊。以金石之“石”而言，碑碣與石刻拓本，舊拓的市場價格總要高于晚拓或新拓，這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碑面或崖體遭受的風化、侵蝕、損壞一定越來越嚴重，其上文字圖像也愈加殘泐—有些石碑甚至還會因為自然或人為因素遭到毀滅，不得傳于后世，而存字多寡直接影響拓本的價值，也是學者據以判斷拓本制作年代的考據點。從這個角度看，存字較多的舊拓相比晚拓和新拓，信息一般更豐富、更接近原初狀態。但黃易等人訪碑、拓碑，每每能夠獲得更多信息。《古歡》結合信札、題跋、日記等文獻對此作了詳盡敘述，比如他們在實地勘碑的活動中，時常發現舊拓沒有拓存的碑額、碑陰、碑側以及當時和后世的相關題名、題刻，又比如他們通過升碑、剔字等行為，直接還原或修復石碑的種種信息，那么建立在這些基礎上的新拓，其價值當然相對高于舊拓，這也決定了拓本版本系統的復雜性，以及面對拓本時需要更為系統和科學化的研究方法。所以，訪碑傳拓和搜購舊拓，在黃易那里是互補互益的。
金石學者有所謂的“古歡”，是“好古”的。黃易愛碑近于“癡”，總會對那些可能幫助他得到新見拓本的朋友強調：“新得古刻出人意想之外者，尤所急望。”其背后的原因便在于，古物古刻資料進入學術研究和知識生產的領域和流程之中，而以往未見的銘刻文字，更能促使舊有知識得到較大程度的更新。資源是“古”的，資訊則是“新”的。所以，當黃易、翁方綱拿到一份新見的拓本，總會細心地檢索、查勘、對比前人著述，一旦確認是從前學者所沒有發現和注意到的，他們無不激動振奮。金石資料和傳世文獻又可以互相參照、比較和補充。金石著作的校訂、編纂，還和經史研究以及地方志編撰互相影響甚至互為因果。這里充滿了探險的趣味，也讓我們看到資料積累、信息更迭、學術推進之不易。
白謙慎在討論晚清官員的收藏時，發現他們大多有一種“玩物喪志”的焦慮，而尋求消解之法，唯有建功立業。與官員不同，學者們對抗“玩物喪志”焦慮的做法是，反復申明親近金石是為保存文字并在此基礎上研究其所承載的古代文化和歷史。正緣于此，金石本身可能含有的藝術性往往被有意識地忽視，而且金石作為研究的工具，其重要性也大于金石作為研究的對象。晚清學者總結金石之學有考訂、評騭二途，但在清代前中期的金石學史上，“考訂”的受重視程度要遠過“評騭”。不過，到了黃易這里，他極大程度地超越和突破了“政治正確”的束縛。黃易營造和引導的新時尚，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對舊有這種“政治正確”的反動。他呼喚起人們對金石本身甚至金石周邊藝術性的關注和討論，用種種行為和手段建構起一套有關金石的藝術話語，而且一直流傳影響至今。
《古歡》特別討論了一個“經典化”的問題，上文所述黃易對“政治正確”的反動過程，正與此經典化過程同步。黃易促使自己的訪碑活動（包括過程和成果）經典化，采取了諸如邀請友人為拓本題跋、在石碑上題刻以及翻刻拓本、刊印圖書等方式，當中最重要也最特別的，就是他繪制了一系列的“訪碑圖”。訪碑圖的繪制和傳播，非常個性化也具象化地將黃易的形象和身份描繪確定下來。這些訪碑圖可以視為雅集圖、實景山水、紀游寫生之類，其本質則是一種特殊專題的自畫像傳。訪碑圖的功能不僅在于紀念訪碑活動，更將黃易的形象塑造為一個長于田野考察的金石學者。這一形象在乾嘉金石學者圈中，無疑是極為獨特的，而訪碑圖作為一種圖式和主題，在后世金石書畫家的創作中也頻現身影。
考察黃易訪碑活動經典化的過程，我們還應該關注他的身份和策略、目的之間的關系。黃易在體制中的身份是擅治河防的地方技術官吏，沒有功名，居官不高，與他那些做過學政、后來成為閣臣和疆臣的金石之友如翁方綱、阮元等人的政治地位不可同日而語，文化資本亦無后者雄厚，因此黃易描繪和樹立自我形象，特意放大了自己與田野山河的密切關系，強調他處于探訪調研金石的最前線。就訪碑這個具體的事項或工程而言，相較其他地位更高、成就更大的學者，作為主導者和當事人的黃易顯然更有話語權，其敘事也更具備參考意義。也正因為如此，在《古歡》所描述的經典化的過程中，黃易與身邊其他學者的關系并非是單向度的，他從來不是一廂情愿地邀請大家參與他的金石活動，可以看出他的朋友均抱持強烈的介入意愿，希望加入者像翁方綱等人還會向黃易透露和傳達相關想法并設計參與方式。雖然黃易實際擔任著“運河同知”的職務，但友人在詩中開玩笑說他更適合去當“訪碑使”（伊秉綬：“官宜訪碑使”），巧設了一個虛擬的“職”來兼容他的“志”。可見的事實是，作為“運河同知”的黃易，遠沒有作為“訪碑使”的黃易更為人所熟知和稱道。
“訪碑使”成為黃易的文化身份，而他另一個近乎綽號的稱呼“碑癡”則更具有標簽性。這個綽號的生成和接受其實也是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古歡》提示我們，它在題跋、題詩中產生，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個人這樣稱呼（錢大昕：“合呼黃九作碑癡”），后之觀者深感恰當，于是不斷“跟帖”贊同。可以補充的是，晚清翁同龢藏有一方刻繪黃易畫像的硯臺，他在硯拓的題詩里也評價黃易有“碑癖”，足見從與黃易同時的乾嘉學者到清末的文化精英，他們的口徑幾乎保持了統一。從另一角度來看，也證明有關“黃易”與“碑”的綁定完成得相當不錯，其經典化過程所取得的效果令人滿意。■
責任編輯：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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